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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身就有一定的汉文化基础，所以五胡能够在西晋末年的乱局中草创政权，出于在汉地生存的倒逼，五胡就必须进行汉化改革，再加上五胡在汉文化面前本身就有一种自卑心理，所以就更需要通过汉化来证明自己才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

从西汉武帝用兵草原重创匈奴之后，胡人就已经逐渐内迁，开始在中原的边地生活，曹魏、西晋时代，由于气候原因和移民的需要，游牧民族内迁更是一时成为趋势，处于加速状态，北方已经成为胡人和汉人杂处的格局。

游牧民族的内迁，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倒逼着文化层次的升级。史书记载，刘渊父子、姚襄、苻坚、慕容皝等人都有相当深厚的汉化造诣，刘渊不仅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对《左传》和《孙子兵法》也能够达到背诵的程度，其水平甚至受到了司马昭等中原名流们的一致点赞。

石勒虽然不识字，但还是利用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让汉人谋士给他读书，他还经常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点评，主打一个持续进化。

正是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文化层面的深厚积累，刘渊等人才能在中原的乱局中草创政权并站稳脚跟。

但实际上这也是现实的倒逼，游牧势力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要想生存，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汉化，才能维持生存，进而图谋发展。

首先就是后勤问题。游牧民族的军队同时也是生产主体，只有在秋高马肥之时才能对牧民进行总动员，南下抢掠，或者发动战争，被季节所严重限制。

进入中原之后，其部落主体就成为了职业化军人，无法兼顾生产，再加上游牧民族不懂中原的生产方式，所以五胡在建立政权之后就必须仿效汉人建立相关的赋税制度，以保证政权的正常开支和战争消耗。

其次就是军事制度的更新。游牧民族的主力是骑兵，其特点是运动战，根本不适合攻城和守城战，更不适应在淮河、长江沿线水网纵横的地带进行作战。

此前游牧民族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生活物资，如今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开拓，所以就更得在军事领域进行改革。

军事层面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步军，让步军承担粮草辎重的运输、攻城、守城、在江淮流域作战等重任。

当然，对于工程器械的制造，对水军战术的掌握，更是游牧政权所必须掌握的技术。

最重要的是，游牧政权必须得仿效中原王朝建立官僚制度，才能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转，保证皇权的集中，以实现对北方资源的总动员。

总之，不管是出于生存还是开拓的需要，游牧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就必须得进行汉化改革，否则就只能被历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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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五胡心里是明明白白，所以就在开拓的同时已经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汉化改革。比如：

刘渊在汉人士人中提拔了范隆、王弥、朱纪、王育等人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石勒在征服关东时就开始大力招聘汉人士人，组建了自己的顾问团队——“君子营”，并任命张宾为谋主，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在建立后赵政权之后，石勒更是进一步扩大了招聘范围，从各地广泛筛选汉人中有能力的人参与到后赵政权的建设中来；苻坚更是将军国内外机务都交给了汉人谋士王猛，支持他对前秦帝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秦的姚兴也重用尹纬等人...

实施汉化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引入汉人精英来为自己服务，用汉人精英现成的经验来实现胡人政权的快速升级，同时，汉人精英的加入也有利于胡人政权稳定汉地。因为，汉人精英本来就是北方世家大族的主体，有掌控舆论、稳定人心的作用。其智慧和影响力可以同时为胡人政权所用。

对于汉人精英来说，他们也想让中原尽快恢复治世 ，如此才能保证家族在北方的利益。那些在西晋没有上升通道的寒门精英更是将前途命运寄托在胡人所建的政权中。

等于说，双方是各取所需，属于合作关系：胡人需要汉人精英来稳定汉地并实施汉化改革；汉人精英希望借助胡人的武力优势来保住家族在北方的利益，同时在胡人政权中谋得一定的地位。

如果没有双方的协调、协力，北方局势还是无法安定，不能通过王朝这台机器正常运转。

在建立政权之后，五胡同时以兴办教育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汉化改革的范围。比如，石勒于襄国四门增置宣文、宣教、崇训等十余所小学，并常常亲临太学、小学监督儒家经义的考试，同时明令禁止胡人侮辱汉族士人；苻坚也将视察太学常态化，平均每月能去太学视察三次...

只有教育才能从根上改变胡人政权的文化属性，并让汉化改革在下一代身上形成接力，最终实现王朝的彻底中原化。

虽然刘渊、石勒、苻坚等人建立的政权都在剧烈的竞争中被快速淘汰出局，但他们毕竟加速了胡人的汉化进程，给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的北魏也是完整地走了从草莽到完全汉化的全过程，故而才能在中原站稳脚跟，统一北方，并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了淮河流域。

北魏的历史就是胡人政权中原化的一部完整史诗，只要读懂了北魏王朝的历史，就读懂了所有游牧民族政权的进化史。

除了生存的倒逼和开拓的需要之外，胡人汉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骨子里的自卑。本质来说，胡人在中原建立政权本来就是对汉人文化优势的一种挑战，其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往往会因为文化的落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

出于这种心理，他们一定会恶补自己在文化层面的短板，这就是石勒一个不识字的人却非要从零开始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原因。

本质上就是在建立自信。

而且，刘渊，石勒、苻坚这些人都自称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刘渊在创业之初就打出了“成汉高之业”的旗帜，并且将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汉中宗刘询、汉显宗刘庄、汉肃宗刘炟这“三祖”“五宗”尊奉为自己的祖先。

一个是为了助力自己对中原资源的整合，更是摆明了自己是汉文明继承者的姿态。

苻坚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周公和孔子的衣钵总算是没有在朕的手上中断呀。”

一个人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刘渊、石勒、苻坚等一再强调自己汉文明继承者的身份，这正说明了他们统治汉地的不自信。

就是发动淝水之战，苻坚在明知内部矛盾严重的情况下还一力南征，就是想通过灭亡东晋拿到华夏文明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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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苻坚的决策还是草率了，因为战场上的惨败，前秦帝国瞬间崩溃。

总之，五胡政权虽然意识到了汉化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但走得还是跌跌撞撞，直到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才算完成了汉化的进程。

而这中间又上演了多少政权和人物的兴衰，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南北朝的历史也毕竟有其进步意义。西晋年间，世族彻底腐化，不仅严重拉低了中原的武力值，还带坏了天下风气，所以，游牧民族的南迁是一次让北方武力回归并让风俗归于质朴的过程，用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民族融合最大的意义就是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取长补短：中原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武力回归，风俗质朴、务实；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生产方式得到了升级，同时得到了汉文化的赋能。

一个人的成长是在痛苦中完成的，一个民族的觉醒同样离不开苦难。

同样，衣冠南渡，中原精英也给江淮一带带去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加速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为隋唐时期江南成为朝廷财赋重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老天爷给每一个个体的剧本都是大有深意，每一步都有其特殊意义，对于天下这盘棋，更是安排了无数戏份，然后精准地将其导向一个历史需要的结果。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同样，历史的每一步也都大有深意，只有将视线拉高、拉长，我们才能看懂老天的安排。

在魏晋南北朝的转型期，历史更是通过实践设计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的制度，比如，府兵制、均田制，同时构筑了和朝鲜半岛、西域等周边势力的册封关系，比如，苻坚令位于东北、朝鲜的高句丽、新罗向其朝贡，同时授予了吐谷浑国王碎奚安远将军、漒川侯的称号。这些后来也都被隋唐所继承。

另外，佛教也是在南北朝的乱世发展起来的，最终在隋唐实现了大盛的局面。

由于游牧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所以，民族融合也拔高了汉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为什么隋唐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女性频频左右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话来说就是：“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库，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总之，南北朝的历史不仅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融合，同时引发了政治、社会、宗教层面的剧变，影响深远。

隋唐帝国的源头正是五胡十六国。